《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著名的黄老道家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最早明确收录此书的是《隋书·经籍志》，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即姜太公吕望。但是自宋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从此书的内容，文风及近年出土文物资料等分析，可大致断定《六韬》是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典籍。全书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有关战争和各方面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
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曾有著录曰：“《太公》237篇，《谋》81篇，《言》71篇，《兵》85篇。”班固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但从南宋开始，《太公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但是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太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太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伪书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
《吴子》是一部重要的兵家著作。由战国名将吴起著。是反映先秦时期华夏族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吴子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该篇既反对持众好战，也反对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图国》篇讲述“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争论。
《料敌》篇主要讲述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
《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与军队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
《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将帅为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
《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
《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
《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是明代军事著作，作为一部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旨的古代军事理论专著而问世，这无论是在明以前或是明以后，都是不多见的。因此，从其产生以来，就为兵家所重视和推崇，给予很高评价，并一再刊行，广为流传。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李赞，称该书是“极用兵之妙，在兵家视之，若无余策”；他认为：只要“握兵者平时能熟于心，若将有事而精神筹度之，及夫临敌，又能相机而应之以变通之术”，那就可成凯奏之功”。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称《太白阴经》,道家著作，中国古人认为太白星主杀伐，因此多用来比喻军事，《太白阴经》的名称由此而来。作者为唐朝的李筌。中国古代重要兵书。唐代宗时河东节度使都虞候李筌撰。李里籍未详，《集仙传》道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等。全书10卷。现存《墨海金壶》、平津馆影宋抄本等。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尉缭子》一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中国宋代著名兵书。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许洞，历四年于景德元年(1004)撰成，凡20卷，210篇，共论210个问题。许洞曾任雄武军推官、 均州参军等职。该书现存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库全书》等刊刻本。
《乾坤大略》是一部专讲战略的军事著作。《乾坤大略》的指导思想是专论大端，即专论“王霸大略”。览天下之大势，求帝王之得失成败，阐述逐鹿问鼎、扭转乾坤的大方略。对于此一性质，作者王余佑明确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各有专书，不在此列。”
